梁山传奇 阮小七是“快人”吗？(图)篇

阮小七是一个“快人”。

作为阮氏三雄之中表现力和个性最突出的角色，也是阮氏三雄最后的幸存者，阮小七是事实上的阮氏三雄代表。

在阮小二篇，笔者曾论述阮小二是一位性格沉稳的“狠人”；阮小五篇中解读了阮小五是三阮中相对最世故圆滑的“情人”，阮小七则是采用了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的说法是“快人”。也正是因为是“快人”，阮小七能做阮小二、阮小五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情，可以做而不适合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归根结底指向的都是一个地方，那就是阮小七的星号“天败星”。

为什么说阮小七是“快人”？不能单单从阮小七的语言、行为来得出这个结论，也可以从三阮出场时候的生存状态来表现。《水浒传》的伟大在于不少地方保证了高度的写实性，这点不经过生活的感同身受和人生的打磨是万万做不到的，咱就是说人类是不可能想象成功一件自己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信的话就举个例子，在看这篇文章的读者能否在脑海中浮现一个四维空间的基本形态？

所以，《水浒传》的作者以神明妙笔设置了三阮的生活状态是：阮小二，阮氏三兄弟之中唯一一位成家立业的人，真正定居在石碣村的人，在“倚山傍水”的地方“约有十数间草房”，还有一位妻子和“同讨的小猴子”（从字面上的理解应该是养子或者小学徒之类的），是生活最稳定的；再来就是阮小五，阮小五住在石碣湖的中心，是“团团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的场景，日常和阮氏三雄的老娘住在一起。

三个人之中，只有阮小七从来没有明文交代他是生活在哪里？和谁一起住？他出场在阮小二和吴用出门寻找阮小五的路上，“芦苇丛中摇出一只船来”就是阮小七全部的出场文字，一句“莫说哥哥不赢，我也输得赤条条地”只是交代了他日常的爱好是赌博。除此之外，他是类似于“疍户”吃穿住用都在渔船上，还是在两个哥哥那里串住吃用，我们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既能和阮小五一起赌博，也能和小二嫂和小猴子一起料理食材，自己船上还存了一桶小活鱼，也就是说两种情况都存在可能。

换而言之，《水浒传》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像阮小二和阮小五一样描写阮小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设定一段完整的阮小七日常生活，因为就像金圣叹批注的那样，阮小七是一位“快人”，“快”的不仅仅他的性格，也是他的人生，这样的“快人”是不应该凝滞于外物的，一旦被外物所累，那必然不是“快人”。

所以，阮小七天生的设定和写法就和阮小二、阮小五、张顺、张横有着本质的不同，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特意在人物写法中点出了这一点“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U1S1，虽然笔者对于金圣叹关于《水浒传》的很多观点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论读书的力度，笔者还是非常佩服的，不少技法的归纳总结远比现在不少受过系统教育的文科学者圈地自萌要更加一针见血，比如某回车键写诗大法高手的JQQ。

一、偷酒承运，纵马披龙服的天败星

按照笔者的尿性，先来走一波星号的分析，相比于阮小二的“剑”以及阮小五的“罪”，阮小七的“败”字可以说是最好解释的。

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于“败”字的解释是“毀也”，其他的基本和这个意思差不多，诸如《释名》的“溃也，又坏也”，或者和阮小七其人完全不搭边，比如《尔雅·释言》的“覆也”。当然，从《水浒传》关于阮小七的情节展开来看，《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相对非常符合阮小七人设的。

首先，阮小七的“败”主要突出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发生在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贯华堂本是第七十四回）中第一次招安的情节中，阮小七奉命押送招安用的御酒送往忠义堂，途中由于朝廷招安人员的傲慢无礼，阮小七放水捉弄了陈太尉、李虞侯等一班人，导致招安人员先走了仅剩下御酒需要押送。

这边招安的人前脚走，阮小七后脚就上演了一幕“孙悟空管蟠桃园”的好戏，“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着，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把最后的六瓶和大家一起瓜分之后，用“村醪水白酒”冒充御酒送上梁山，最后这十瓶被阮小七掉包的“御酒”彻底击垮了梁山草莽好汉们的心理防线，不是宋江拼命保护，梁山怕是又多了几丛坟头草，可以说阮小七盗御酒行为成为了第一次招安失败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件事就是阮小七“败”掉了自己出生入死搏来的功名，事情发生在宋江征方腊大获全胜的时候，阮小七“曾穿着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被大将被大将王禀、赵谭挟私恨告诉了童贯，然后就是《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容与堂刻本是第一百回）的情节：“童贯把此事达知蔡京，奏过天子，请降了圣旨，行移公文到彼处，追夺阮小七本身的官诰，复为庶民。阮小七见了，心中也自欢喜，带了老母，回还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后来寿至六十而亡。”

关于这一段，李贽对阮小七特地上了眉批注：“如今戴纱帽的，一失官职，性命一并失了，视阮小七何如？”咱就是说这是李卓吾同志难得给的好评价了，一句话点出了阮小七的主题，一字曰“败”，一字曰“快”。

是的，阮小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身份，他是梁山108将中唯一一名被剥夺了“官诰”，也是唯一一位回到“梁山泊石碣村”中生活的人，也就是阮小七是作者亲手放回梦开始地方的人。关于梁山幸存者的归宿，有的在征方腊之前就被朝廷收录，比如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坚、萧让、乐和；有的是完事跑路各奔前程，比如李俊、燕青、威猛兄弟等等；有的是出家修仙去了，比如公孙胜、朱武、樊瑞、戴宗等等，还有一大堆回家过小日子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被捋夺了官职的，要么在任，要么辞官，只有阮小七是实打实地被朝廷收回了官诰。

对于这件事，传统的儒家学者基本上是站在朝廷这一边的，包括一反传统著名的李贽，甚至大赞举报的王禀、赵谭两人是“大有见识，用得，用得”。这就又涉及古代价值观念和今天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区别，首先要明白一点，我们现在的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并不是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天翻地覆式的社会改革震荡所最终被历史选择出来的。而在封建时代“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才是正统价值观。

归根结底，阮小二的行为用《大明王朝1566》里太监杨金水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事不上称没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也就是封建礼教中的“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梁山传奇，而孔子先之”。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把这样的人归在一个美好结局之中，奉养老母、逍遥水泊、花甲寿终？

在李逵篇，笔者曾经分析过施耐庵的矛盾性，一方面受制于时代，他的全部价值观只能建立在儒家礼法道德之上，一方面有极度愤世嫉俗，对这个世道充满了失望甚至厌恶，不惜希望用武力来破坏这个旧世界。但是在描写柴进结局的时候，施耐庵又写道：“又见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官诰，不合戴了方腊的平天冠、龙衣玉带，意在学他造反，罚为庶民，寻思：‘我亦曾在方腊处做驸马，倘或日后奸臣们知得，于天子前谗佞，见责起来，追了诰命，岂不受辱？不如自识时务，免受玷辱。’”，从柴进的语气中可以看出，施耐庵并不认为阮小七这件事是什么大事情，当然结合施耐庵一生的经历，这一点倒也不难理解。

总的来说，阮小七的“败”字可以对应以上两件事情，第一次败了梁山的招安，第二次败了自己的官诰。当然，天命所承，祸福相依，前者让梁山得以有尊严地接受招安，后者让阮小七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败”对于阮小七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字。

二、水浒分界，之前和之后的小七人生

如果没有笔者尚未知晓的资料，那么目前我们熟知的阮小七快意恩仇、豪情潇洒的性格最初应该是由《水浒传》进行塑造的。原因无他，就是阮小七在《水浒传》之前并不是杂剧家的宠儿，相反知名度低到笔者至今不能在元代杂剧中发现他的基础人设和事迹。

所以这是一场蛛丝马迹式的搜寻工作，重点又从元代杂剧转移到了野史笔记中。和阮小二、阮小五不断变化的名字和绰号不同，阮小七的名字和绰号雷打不动，经过了近千年的流传，一直是“活阎罗”阮小七，阮小二和阮小五在和“宋江三十六人”的相关笔记中绰号一直是互换的，也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立地太岁”阮小五，直到《水浒传》中将他们互换了外号，成为了“立地太岁”阮小二和“短命二郎”阮小五，至于为什么进行这样的互换，从三阮的绰号和性命的搭配中可以看出施耐庵的在三阮这个组合花费的心思。

笔者在阮小二篇提出了一些猜想，因为三人被设定为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按照正常的礼法，三兄弟的排位需要按照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的顺序排列，也就是说阮氏三雄作为一个亲兄弟组合，注定会对三人的原始人设进行较大的调整，于是施耐庵很有意思地设定了一个“1、2；2、5；5、7”数列作为阮氏三雄的名字和绰号的“天理”。具体解释下，“立地太岁”阮小二分别占用了1和2（太岁为一年至尊，有最、大的意思，结合兄弟则指代1）、“短命二郎”阮小五则各自指代2和5、“活阎罗”阮小七则是最后的5和7。有人会不明白为什么“活阎罗”指代5？看下阮小七赞诗的原文最后一句：“世上降生真五道，村中唤作活阎罗”，也就是说阮小七这个“阎罗”指的是“五道将军”，是道教融合佛教“六道轮回”概念和“阎摩罗王”所创造出来专掌地狱、鬼卒的神祇，在《水浒传》中出场率很高，比如王婆打趣西门庆时就引用过，所以“活阎罗”阮小七分别代表最后的2和7，笔者认为没毛病。

当然，阮小二和阮小五的不稳定性并不只有这样而已，在明初朱有燉《诚斋乐府》杂剧集中的《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里则出现了“莽二郎”阮小二和“立太岁”阮小七的说法，但由于是孤例而且年代一般来说应该是晚于《水浒传》成书，至少是和《水浒传》成书时间相近，所以说服力不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杂剧中，阮小七排在第10位、阮小五排第12位（第11是霹雳火秦明）、阮小二排第13位。对比《宣和遗事》中，阮小七排名第9、立地太岁阮小五（部分版本叫做阮通）排名第11、短命二郎阮进排名第12；以及《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活阎罗阮小七排名第5、短命二郎阮小二排名第12、而立地太岁阮小五排名第25。

基本可以看出，从排位上来说阮小七在三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从整体来看也相当有牌面，排位从来没有跌出过前15。但是，和他牌面严重不符的是他在《水浒传》成书之前的表现力非常差，在目前传世的杂剧中，阮小五好歹打了个酱油，阮小七是啥都没有，当然阮小二也差不了多少。目前，拥有相对完整的阮小七形象记载的是《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赞诗：“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大伯”，前三句非常好理解，就是字面意思，第四句不太通顺，笔者怀疑“大伯”指的是“太伯”，古人“太”和“泰”互通，也就是泰伯，《诗经·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论语•泰伯》中也有：“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己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以此来解释会比较合适，当然具体啥意思估计只有龚圣予自己知道了。

但是在《水浒传》及其之后，阮小七的形象变得相当丰满，由于《水浒传》的成功塑造和给阮小七安排的归隐结局，阮小七不仅成为了三兄弟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上上人物”，同时也是三阮中可塑性最大的人物之一。其中代表性的就是明末清初文人陈忱的《水浒后传》以及著名的京剧剧目《打渔杀家》（川剧叫《打渔招亲》，豫剧叫《萧恩打渔》）。

先来说一下 《水浒后传》，在《水浒后传》中阮小七是整本小说的关键线索人物，《水浒后传》篇首的第一章就是《阮统制感旧梁山泊 张别驾激变石碣村》，剧情也就是从阮小七被王禀、赵谭诬陷谋反，被革职回石碣村，一日上梁山祭拜晁、宋和其他兄弟开始的，最后搭上了李俊海外称王的支线。

无独有偶，《打渔杀家》的剧本也是阮小七归隐和李俊跑路的剧情衔接，只是由于主角是阮小七所以少了李俊海外称王的结局。剧情大概是这样：

阮小七易名萧恩获得一颗宝珠，顶在头上入水，可以避水开路。后来成为萧恩的女儿萧桂英与花荣之子花逢春订亲的信物。萧恩与众兄弟分手后，带女儿在江边打鱼为生。遇故人李俊携友倪荣来访，同饮舟中。因天旱水浅，打不上鱼，欠下了乡宦丁士燮的渔税，丁自燮遣丁郎催讨渔税，李、倪斥之，得罪了丁府。丁府派教师爷率家丁锁拿萧恩，萧恩忍无可忍，将众人打得落花流水。而后萧恩又上衙门，状告渔霸丁士燮，但丁府与官衙勾结，县官吕子秋反将萧恩杖责四十，且逼其过江至丁处赔礼。萧恩愤恨之下大发神威，带着女儿黑夜过江，以献宝珠为名，夜入丁府，杀了渔霸全家。（手打太麻烦了，笔者这段简介直接抄百度百科了，各类剧本有所出入，不过基本情节大同小异）

有了解笔者的读者可能会说，你的解读不是最忌讳掺入同人作品的剧情吗，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篇幅来解读《水浒后传》和《打渔杀家》？笔者的观点是阮小七是后期梁山泊作品创作方向的一个标本。

在李逵篇，笔者曾说在《水浒传》之前，各类杂剧是宋江36人的个人Show场，所以特色人物诸如李逵、鲁智深、燕青等特色人物大放异彩，不少作品的剧情是完全以个人为中心展开的，即使是类似于元代杂剧《争报恩三虎下山》这种一次性安排徐宁、关胜、花荣三人同重量级出场，也一定会把整个篇幅剖成相对独立的小篇章，为各个角色设置个人舞台。

但是，在《水浒传》成书之后，后面的杂剧、戏曲等民间艺术的发展开始逐步以《水浒传》情节为中心进行再创作，从朱有燉的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之类的开始有这类倾向（笔者个人感觉），到后面《宋公明大排九宫八卦阵》这类杂剧有明显和《水浒传》类似情节以及掺杂大量前代杂剧作品的材料。到了明代后期、清代至于现代社会，梁山题材已经完全被《水浒传》所一家垄断，几乎所有的再创作、同人都是按照《水浒传》的蓝本来进行，原本天马行空、杂乱无章梁山36人传奇，在《水浒传》诞生后得到了统一。

当然，关于宋江36人题材作品发展沿革并不是几句话可以论证清楚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原本只有一个名字的背景板借助《水浒传》的人设补充和剧情创作，一跃而起成为备用主角，而阮小七就是其中的典型。

三、人间阎罗，走入穷途的三兄弟

接下来就是阮氏三雄的最后解读。港真，阮氏三雄的外号非常唬人，又是太岁，又是阎罗，非常纯正的草莽特色，毕竟道上行走的，军官派就和这种有明显的不同。

说到道上，其实阮氏三兄弟刚出场的时候并非真正道上的人，相反他们是真正的渔民，靠水吃水打渔度日，这一点和一李二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俊不多说了，作为揭阳岭的首霸，出场自称艄公其实为当地水上黑势力团队的龙头大哥，水上有威猛兄弟，路上有催命判官，张横遇上了都要行礼叫大哥；张顺是江州城里做鲜鱼生意的渔牙主人，算得上是江鲜企业老板；张横则是典型的湖州水贼，渔歌的画风是：“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对比下阮小五的渔歌：“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在对比下阮小七的“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换句话说，阮氏兄弟本质上还是良民，正经的营生是打渔，原著里也没有说他们打过劫，想来三兄弟出场就在石碣村里住，阮小五和阮小七还时常去石碣镇上耍钱，和原生社会这么高度绑定，常理上来讲是不会做这种事情。从他们的渔歌的立意来看，抛开杀人这个元素，整体上政治利益还是挺，呃，高大上的，反正比张横的要高大上。

当然，三兄弟内部的形象也并不统一，同样是渔夫阮小二的条件是最好的那种，代表的是住在村落中心位置的条件相对比较好的渔夫，《水浒传》的作者通过吴用的眼睛展现给我们的是“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倚山傍水，约有十数间草房”，有房有船，还不止一间一艘，算得上是渔民中的富农了。阮小五的条件有稍微次一点，代表的是住在湖中心渔夫：“划到个去处，团团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这类渔夫其实在现实中条件已经比较差了，但凡有点土地可以居住，绝没有人会愿意住在湿冷的水面上，当然从这里看出施耐庵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绝对没有自己亲身去住过。

重点在于阮小七，上文说道阮小七从来没有被交代过住在哪里，笔者认为，从阮氏兄弟的描写来看，阮小七吃住习惯类似于吃穿住用都在渔船上“疍户”比较可能，而这类渔户通常处在旧社会社会食物链的最底层，非常的可怜，大家可能对这类人没有概念。这么说吧，在封建小农经济土地为王的时代，疍户只能依靠打渔果腹，没有生产资料，一般生活在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带，一生少有上岸的机会，受尽歧视，据说元末群雄中的陈友谅就是这类出身，和江南地区的“惰民”处境很像，电影《长津湖》中伍千里和伍万里就是这类群体，所以为什么在《长津湖》中伍千里一直念叨着自家的房子，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到了新中国才敢想象的事情。

所以，这里就能看出一点端倪来，为什么阮氏三雄的性格差别这么大了。最沉稳的阮小二是村落渔民的代表，世故且圆滑的阮小五则住在湖中心，而放任逍遥、爽快豪杰的阮小七则无拘无束，当然，笔者赌5毛，施耐庵绝对只是有所接触，没有长期在湖中心和渔船上住过，为什么这么说？第一点原因，是但凡施耐庵住过一段时间的湖心和渔船，他第一反应绝对是骂娘，这种潮湿度根本不是人喜欢住的地方；第二点就是吴用原文中是在阮小二家过夜的，七星聚会后为了躲避追捕，大家才在阮小五家里短暂停留，又有人会问，为什么吴用住哪里会和施耐庵扯上关系，这点等到吴用篇再提拔，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阮氏三雄会想当土匪的原因。关键就在吴用说服三阮的那一章里，当阮小二向吴用解释为什么不能提供大鱼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梁山传奇，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当吴用问“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 阮小五的回答是 “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真正的“匪过如梳，兵过如蔑”，相比于土匪，百姓居然更害怕官兵。

最后，阮小五说了一句：“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是的，阮氏三雄并不恨断了他们衣食的梁山泊，相反非常羡慕他们，但凡寨主不是王伦，他们保证落草的比谁都快。那么话题又回到了《水浒传》的本质上。换而言之，《水浒传》社会的筛选性是恶人吃肉穿绸，好人冻死街头，这点笔者在李逵篇中花了大篇幅论述和解释，这里就不多言了。

或许正是因为阮氏三兄弟在社会底层的代表性，施耐庵让三阮开始于石碣村、兴盛于石碣文、终了于石碣村。对此，笔者只能说是施耐庵骂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世道，而他和兰陵笑笑生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心中还有那么些许希望，一个“侠客梦”、一个“明君梦”。